月薪一半交房租，还要提防陌生人半夜敲门

每一个刚开始找工作的小镇做题家都有过这样的想法——等我在大城市站稳脚跟，就能生活得像样些！ 只是现实总不太配合：房租是按时扣款的，工资是会姗姗来迟的，地铁上是无需扶手也能站稳的（因为根本没有留给大家跌倒的空间）。 偶尔遇到一件荒唐事，大脑做出的第一反应还是先判断它值不值得生气——毕竟，生气也是耗费血条的。 于是我们学会了在玻璃渣中找糖吃，仿佛只要还能笑得出来，生活就还不算完蛋。 印度作家阿兰达蒂·洛伊的经历也是这样。 1997年，她凭借一部长篇小说《微物之神》摘得布克奖，一脚踏入世界文学的视野。此后，她既写小说，也写政治，以鲜明的立场和对社会不公的持续批判而闻名。 但，在成为声名显赫的作家之前，她也曾是一个离开充满伤痛的家庭、独自在大城市德里谋生的独身女人：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，为钱发愁，在职场受气，还要时常提防一帮男人不合时宜的热情。 面对这种窘迫，她内心有愤怒、会恐惧、会幻想报复，也会用恶作剧般的幽默让那些给自己难堪的人出丑。下面这段文字，写的就是她在德里的生活。 *以下内容摘自《我的风暴，我的庇护所》。 到德里后，我烧掉了那些被臭虫侵占的衣服，然后在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找了份临时工作，那里的负责人是我从前的毕业论文导师，他了解我的工作能力，从来不曾以貌取人 ——那时候的我总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身形消瘦，还老被严重晒伤。我被派去帮忙打理他们的内部刊物《城市印度》。（在那里短暂任职期间，我曾担任过其中一期的客座编辑，还在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，算是某种城市超现实主义作品。） 巷子很窄，排水沟里全是动物内脏和垃圾，路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卖烤肉和印度香饭的小餐馆以及出售护身符、缎面供布和圣陵微缩模型的店铺。 猫一般大的老鼠，皮毛硬挺扎人，叼着食物和朝圣者的臭鞋四处乱窜。乞丐们沿着巷子一一排开，有些缺胳膊少腿，带着触目惊心的伤病，像店主展示商品似的把这些暴露在外。 每逢周四，最棒的卡瓦利歌手会演唱到深夜。 要是夜阑人静，微风恰好朝我这边吹来，我从露台上就能听到隐约的歌声——房东将露台当作废品站，而我常坐在露台的低矮护墙上抽烟。 我的老朋友巴哈杜尔，也就是建筑学院那个镶金牙的门卫，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片废弃穆斯林墓园里，独自守着一间棚屋。 我去看他时，他会从地下的洞里（他的食品储藏室）挖出一瓶藏好的廉价酒，请我一起喝。 我房间的地面是红色的水泥，总让我想起喀拉拉邦。窗户用木板封着，因为大部分窗玻璃都碎了。 我睡的是charpai——一种用绳子编的吊床，其他家当只有一个matka——装饮用水的陶土水罐，和一个放衣服的硬纸板箱。 我唯一缺的就是钱。我随时随地都在想着钱，几乎容不下别的事 。 完全独自一人活在这世上，同时几乎身无分文，这让我焦虑得无法动弹，但我从没想过要回到洛伊夫人身边，我能很清楚地看见回去之后的结果，我的毁灭就像一场电影，时刻在我眼前放映。 无论怎么精打细算，我的工资都不够用。 每个月最后一周我都会向我的朋友兼大祭司卡洛借两百卢比，等到发工资那天再还他。他住得很近，我们常常一起共度夜晚的时光，有那么一阵子，我们越了界，进入了另外一种关系，但我俩很快就意识到，那并不是我们友谊的本质。（因为我才二十二岁，而他已经 “是个糟老头子了，阿兰达蒂娜”。） 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差不多一半都要用来交房租，租金是每个月七百卢比。 上班得租自行车，一小时一卢比。这本不该是什么折磨人的事，城里成千上万有工作的男人都在骑着车长距离通勤。 但对女人来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：总会被人追赶、被吹口哨、被死盯着看。我唯一的备选是挤公交，可那样就得屈服于一天两次被猥亵的事实。 这一点，再加上原本累积的一切，时常让我的大脑停止运转。我没有多余的带宽去容纳德里的那些男性通勤人士， 在他们眼里，女乘客只是随时可被伸手取用的零食 。 这种屈辱感让我在自怜与暴力复仇的幻想之间反复拉扯。 有些日子，我会中途下车步行，恨自己控制不住羞耻与愤怒的泪水。 而这样的事，成千上万的女人每天都在忍受 。 | 电影《女性日常》中，公交车上的少女被猥琐的陌生男人凝视、骚扰 骑车到办公室大约要半小时，我时常幻视 JC 那位漂亮的母亲开着车在红绿灯路口处追上我，因为我对她宝贝儿子做的那些事，一枪崩了我的头。 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里有个极其反感我的注册官，一些日子里，他会开着单位的吉普车超过我，得意扬扬地冲我笑，要是我迟到了哪怕几分钟，他都会记我旷工，这意味着要扣掉一天的工资。 他大概起得比我晚得多，有温顺的妻子端上热早餐，然后开车去办公室，盘算他那点睚眦必报的小伎俩。 就是通过这些细微而不断累积的经历， 我才明白，即便洛伊夫人赐予了我那么多社会优势，这世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平的竞争环境 。 我报复注册官的方式是在漫画里丑化他——他那胡子就适合被画到漫画里——然后把画扔在办公室各个地方，让大家都能看到。